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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同于很多人认为的，越过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后中国的人口红利才开始衰减，本期“原子智库”分享的这篇文章认为：中国早在2004年前后即提前迎来刘易斯拐点，而对劳动力流出地的财政补贴政策和对劳动力流入城市的体制性障碍，是导致这个拐点提前到来的重要原因。虽然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补贴是必要的；然而从经济角度看，却可能偏离当地的比较优势、以短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掩盖其中的低效率问题。

12月份出口同比增长-4.4%，低于前值9.8个百分点。出口转负或开启“至暗时刻”，我们预计2019年第一季度出口将大概率负增长。具体原因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冲击正式显现。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负面冲击并未体现在出口读数上，反而对出口读数具有短暂性提振效应。但是伴随“抢出口”效应减弱，中国对美出口将现“退潮”。分国别观察，12月中国对主要发达经济体出口均现负增长，其中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3.5%，拉低整体出口增速2.5个百分点，参见图表1。需要关注的是，2019年1月7日中美经贸磋商重启指示贸易摩擦有所缓解，但漫漫磋商路或终表现为“远水难解近渴”，并不能及时修复前期摩擦加剧造成的损伤。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必然策略性的选择一些并不具备比较优势但短期能够带来显著经济增长的产业，以获取高收益。例如，修建产业园区或者卫星城。在这种动机下，地方政府牵头开发的“新城”，变成了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鬼城”，或者出现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实在不是什么好奇怪的事情。

随后，去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确认了上述消息，并建立由精通国际法及其本国法的专家组成的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制定相应工作规则。对当事人之间的跨境商事纠纷，委员会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先行调解，并制作调解书。我国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需要适用外国法时，委员会可就如何适用外国法提供专家意见。

全球制造业加速向服务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已成为普遍趋势，为制造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提供了更多的专业服务支持。邢厚媛认为，中国经济要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促进我国产业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

“上个季度我们投了一万ETH（以太坊），这个季度我们决定不投了，多做点研究。现在投资更加系统化，不会像之前那样盲目。”胡国男说，行情好的时候，即使项目不好，但知道内幕会拉涨，胡国男团队还是会投，“目的是为了赚钱”，但现在，“像一些空气币，可能会火，但不能赚钱了，所以我们也不会投它，而选择投一些战略性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