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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还称，除流动通讯和固网业务外，3大电信公司均正开展新的业务机会，即物联网和云端，可能有助于 5G 出现前，探索更多的业务情景，故 5G 被视为内地电信公司“改变游戏规则”的机会。野村认为，以企业为中心的 5G 业务模式，可能为3大电信公司提供独特的机会，以获得更多的价值链份额。

二是落实国际监管规则的最新变化。次贷危机之后，相关国际监管规则，包括巴塞尔委员会2017年4月发布的《审慎处理资产指引——关于不良暴露和监管容忍的定义》，对不良资产和重组资产重新进行了界定，明确了逾期天数和风险分类之间的关系。此外，2018年开始实施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9对金融资产减值采用了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根据资产信用风险的恶化程度将金融资产分为三个阶段，分别适用不同的减值计提方法。此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既对国际监管规则进行了吸收和借鉴，也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变化保持了一致。

综上所述，KPI是一无是处吗？也不是。如果要完成的目标非常清晰，且完全知道该怎么做的情况下，是可以用KPI的。我有个在招商银行工作的朋友，KPI有20多个，甚至还有“级差地租系数”这样非人类能理解的指标。如果KPI能定成这样，也许是有效的。

目前诸如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对农民工的接纳度并不高，城市排斥机制仍然广泛存在，而其他二三线城市虽不会大规模驱赶农民工，但对其接纳度仍然有限，基本公共服务与本地市民差距较大。农二代与农一代差异问题成为多位学者呼吁城市改善公共政策的依据。农一代能够忍受年轻时在城市挣钱、住工棚、孩子在家留守、年老回村，但包括80后、90后在内的农二代，不再接受他们父母那样的城市待遇，不再接受将孩子留守农村，他们会尽全力将孩子留在城市接受教育，保证家人团聚。

过去几个月，据说孙宏斌有很多个夜晚，都是跟邓鸿度过的。6月13日，孙宏斌和邓鸿第一次一同出现在媒体的镜头下。两人现身昆明滇池南岸，两天之前，成都会展刚在这里拿了2000亩土地。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变成了“环球·融创晋宁未来城”。邓鸿是以底价拿下这块地的：

深圳市在2017年底建立全市人才引进工作机制，市委书记任组长，各区都制定人才计划。粗略梳理，全国目前约有25个省市出台了人才政策，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多为二线城市，此外还包括一些发展较好的三四线城市。在各地人才政策中，除了京沪，给大学生零门槛落户已经成为标配，比如武汉对于博士及硕士学历或学位人员不设年龄限制，大专、本科生学历则年龄放宽至40岁前；西安承诺“全国在校大学生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即可在线落户”。其他各省亦将落户门槛放低，深圳、成都、郑州、海南等地已将落户门槛放宽至大专或中专学历。